【1955年冬交易配资网，北京中南海】“主席，这就是王国藩同志。”秘书轻声介绍。毛主席点头，笑着伸出手：“听说你们西铺把‘三条驴腿’也能拴在一起干大事？”一句玩笑，屋里气氛顿时热了起来。
王国藩1919年出生在冀东深山，一个典型的穷小子。抗战进入最艰难的1941年，他一边在地道里转运伤员，一边偷偷给游击队送粮。当时冀东根据地频遭“铁壁合围”，日军的清剿像磨盘一样碾过村庄，许多人咬着牙也要把一把小米送出去。王国藩打那会儿就明白：命运这回事，喊破嗓子不如迈开步子。
战争结束，他没有端上热炕，而是被推成了村里的互助组长。1952年春天，河北遵化的西铺村还是“缺粮、缺畜、缺希望”的代名词，二十三户人守着二百三十亩坡地，一张破木犁外加三分之四头驴——那头驴的前腿归老李家，后腿归老赵家，中段归王国藩。这副滑稽光景，外村人调侃“驴都嫌这地方寒碜”。
就这么点家当，他却硬是鼓捣出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条件差到什么程度？开荒得先捡石头，犁地得三家凑巧排班赶牲口。可王国藩认准了“人多心齐”，他把坡地分片改梯田，推广间作套种，找到县里要来两袋硫酸铵，连夜拌种。那年秋天，老玉米颗粒饱得吓人，细算下来，每亩产量比前年翻了一番。人们才发觉，这伙计真不是瞎折腾。
1955年，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正式出版，毛主席亲笔加写按语，其中三处点到了西铺社；《勤俭办社》里又专门引用了王国藩的做法，称其“办法生动，值得借鉴”。写进主席文章，这在农民圈子里简直炸了锅。也就在同一年，西铺社升级为高级社，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全线铺开，账面盈余第一次写上“万元”两字。
1959年国庆十周年观礼，王国藩第一次到北京。面对庄严的金水桥，他晕头转向，却忘不了主席的一句嘱托：“把你那点土方子整理出来，全国都有用。”第二年和后来几届代表会议，他一次次被点名进中南海。粗略算下来，从1959到1973，毛主席十次接见王国藩，光握手就有三次。1973年的那回最特别，主席身体已经不算硬朗，却坚持同他寒暄：“农业要靠你们这些行家里手。”王国藩后来私下对同伴说：“主席那眼神，比八级风还能把人吹得站不住。”
然而光环并不能挡风遮雨。进入“特殊年代”，王国藩被裹挟进一场错综复杂的派性斗争，言语激烈，方式简单，结果留下了几笔污点。1978年整顿机构时，他被免去全部职务，档案注明“保留党籍，待岗反省”。消息传到西铺，一片唏嘘，有人替他不值，也有人暗自庆幸“风头人物终于落了马”。王国藩只说了一句：“地还在，庄稼不会告我状。”
他真的又回到地头。清晨扛锄，晚上点着煤油灯记笔记，脊背依旧挺得笔直。遵化县委看在眼里，1984年请他当水利局顾问，级别副处。那阵子他一头扎在引滦入唐的小渠道上，守着测量桩跑断鞋底。有人好奇：“都这把年纪了，图啥？”他撇撇嘴：“渠修不通，洪水松口气就能把田窖泡没，心里不踏实。”
必须承认，王国藩不是完人，脾气犟，嘴巴直，晚年还爱抠细账。但若把他的一生摊开，主线清晰：干农业、救荒年、讲办法。他懂土、懂水、懂人心——尤其是贫苦农民那股子倔强。毛主席为什么一次次接见他？答案其实不复杂：在建设年代，比钢铁更紧缺的是能把土地“坐活”的点子，而王国藩恰恰提供了样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三条驴腿”早已成为西铺人的口头禅，意思是再破的家底，只要大家愿意抱团，也能凑出趟响当当的买卖。七十年代后期，合作社制度调整，分田到户呼啸而来，王国藩虽然没再当社长，但对科学种田的研究从未停歇。他把早先合作社的经验拆解成十几条要诀，通过县广播站循环播放——施肥靠测土配方，种子要精选复壮，田间管理靠计量灌溉。这些看似普通的操作，后来被农业部评价为“适合丘陵地区的小农技术包”。
1995年，王国藩患脑血栓，住进县医院。病房里挂着一张旧照片：毛主席在怀仁堂同他握手的瞬间。护士问：“爷爷，您最得意的是什么？”他摇头：“得意算不上，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——让地里出粮。”语毕，他又盯着窗外的天空，眉头微皱，仿佛在琢磨下一季的墒情。
王国藩已经离世多年，墓碑简简单单，只刻了六个字：河北老农王国藩。但在中国现代农业史的篇章里，他留下一串颇有分量的数字：三年粮产增幅106%，坡改梯面积161亩，配套水渠47公里……炽热的荣光和冰冷的挫折，都被时间收入档案盒。这些数据、故事以及那句“把驴腿也能拴在一起干大事”，足够令人记住一个坚韧的农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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